重症支气管哮喘

导致哮喘患者依从性差的主要原因有：对激素治疗存在恐惧，担心长期使用有不良反应而拒绝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治疗；不能正确使用药物吸入装置；不能客观、正确地评估和监测自己的病情，症状好转则自行减量或停药；经济能力无法负担，尤其是收入较低患者；不能定期来医院复诊；擅自采用所谓能“根治”哮喘的“验方”；药物使用便利性不佳，导致患者遗忘^[2-6]；高剂量或强效 ICS 时可能出现发声困难或念珠菌病的局部副作用，导致生活质量差并增加依从性差的可能性。

环境因素主要有过敏原、烟草烟雾、空气污染、职业性暴露等。

吸入性过敏原：尘螨、霉菌、花粉类^[7]、蟑螂、动物皮毛和分泌物、丝织品、香料等；

尘螨是最常见的过敏原，螨致敏率从北向南升高，且华南沿海地区个体对屋尘螨敏感率最高^[8]。

真菌过敏原常见为青霉、曲霉、交链孢霉等。

花粉是常见的室外过敏原，其中木本植物（树花粉）常引起春季哮喘，而禾本植物的草类花粉常引起秋季哮喘^[9]。

食物性过敏原

常见的八种食物过敏原是鸡蛋、牛奶、花生、坚果、大豆、小麦、甲壳类动物和鱼类^[10-11]。

婴儿常见的过敏原是牛奶和鸡蛋，儿童过敏原主要是花生和坚果，成人则是鱼和贝类^[12]。

对花生、坚果和海鲜的过敏通常是终身的^[13]。

其他过敏原

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如化妆品、染发剂、油漆、燃料、金属等小分子物质，可以通过接触导致过敏反应^[14]。

能引发哮喘的主要为二异氰酸酯、六价铬和对苯二胺^[14]。其中染发剂通常含有对苯二胺及其衍生物^[15-16]。在哮喘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哮喘控制不佳，尤其重度哮喘，要特别关注是否持续暴露于过敏原。

吸烟是成人哮喘发病的危险因素^[17-18]。

有研究评估暴露于环境烟草烟雾（Environment Tobacco Smoke，ETS）以及烟草使用与当前成人哮喘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35% 的男性和 30% 的女性报告在过去 12 个月内接触 ETS，而 13% 的男性和 6% 的女性目前吸烟。与不吸烟者相比，接触 ETS 的男性哮喘发生率高出 109%^[19]。

母亲孕期吸烟、儿童主动（或被动）吸烟均可增加哮喘发病率。

近来有研究发现父亲在儿童时期长时间暴露于“二手烟”环境下，其子代患哮喘的风险增加^[20]。

吸烟不仅是哮喘的触发因素，也是导致重症哮喘的重要原因，吸烟使哮喘难以控制，并改变炎症进程。吸烟还使哮喘患者对吸入或口服激素治疗出现抵抗或反应降低，影响茶碱类药物的代谢，导致其半衰期较不吸烟者缩短 50％左右。戒烟可以帮助哮喘患者控制症状，减少急性发作^[21]。

又称大气污染，空气污染物主要有：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硫氧化物、酸性气溶胶、甲醛、燃料烟雾、涂料、化学物质（如挥发性有机物、氯气）和生物污染物（如内毒素）等。空气污染可能会引起气道氧化损伤，进而导致炎症和重塑，这在遗传易感个体中能导致哮喘。随着空气污染程度的加重，哮喘症状加重，哮喘急诊率和住院率升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重症哮喘与大气污染密切相关^[22]。

多达 25% 的成人哮喘发作与工作环境有关^[23]。用于工业生产、家庭和服务的化学品与接触化学品导致成人哮喘发病率增高^[24]。职业暴露使工作环境相关哮喘难以控制，避免职业暴露至关重要^[25]。职业性致敏物多达 300 多种，工作环境中动物或植物蛋白类、无机及有机化合物类等（如邻苯二甲酸酐、甲苯二异氰酸甲脂）的尘埃或气体吸入气道后，通过过敏（如酸酐、谷物）或非过敏（如异氰酸盐）机制引发哮喘^[26]。

药物可以诱发或加重哮喘，至今发现可能诱发哮喘发作的药物有数百种之多^[27]，其机制为药物过敏和药物反应两种类型。药物过敏指患者对某种药物产生不耐受或过敏反应，包括阿司匹林、青霉素及亚硫酸盐、酒石酸盐、食物添加剂等；药物反应指因某些药物的药理机制而引起的哮喘反应。

非甾体类抗炎药

常见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有阿司匹林、安乃近、布洛芬、洛索洛芬、萘普生等药物。

哮喘、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出现哮喘称为阿司匹林哮喘（aspirin-induced asthma，AIA），现改称为阿司匹林加重性呼吸系统疾病（Aspirin-exacerbated respiratory disease，AERD），AERD 患病率在 2%~25%^[28]。

其他 NSAID 也有相同表现，称 NSAID 加重的呼吸系统疾病（NSAID-exacerbated respiratory disease，NERD）^[29]。AERD 有遗传易感性，但很难确定特定的基因变化^[30]。

β 受体阻滞剂

非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如普萘洛尔），可竞争性阻断 β₁ 和 β₂ 受体，使支气管平滑肌收缩，诱发甚至加重哮喘发作。

选择性 β₁ 受体阻滞剂（如比索洛尔、美托洛尔）特异性阻断 β₁ 受体，对 β₂ 受体的影响相对较小，对哮喘患者相对安全，但随剂量加大，其选择性会降低。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ngiotensio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可提高支气管黏膜敏感性，用药后可引起干咳，研究发现 ACEI 诱导的咳嗽患者哮喘的发生率明显升高^[31]。

β 受体激动剂

经常或过度使用短效 β₂ 受体激动剂（short-acting Beta2 agonist，SABA）会导致 β 受体表达下调和疗效降低^[32]，每年配发≥3 支 SABA 吸入剂（相当于平均使用超过每日一次）与急诊就诊或住院风险增加相关，而且这种相关性独立于严重程度^[33-34]；每年配发≥12 支（每月一支）与死亡风险大幅增加相关^[34-35]；使用雾化 SABA 时的风险更高^[36]。

其他药物

如含碘造影剂、抗菌药物、酶类、生物及血清制剂、静脉注射中药制剂等可引起支气管痉挛和呼吸困难。

影响哮喘控制的共患疾病很多，主要包括呼吸道感染、鼻部疾病、焦虑、抑郁、诱导性喉梗阻、肥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胃食管反流病（Gastro 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食物过敏和过敏反应、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以及支气管扩张症等。

呼吸道病毒及细菌感染与哮喘发病和加重有关^[37]。在成人，曲霉菌、肺炎支原体和衣原体感染可能起一定作用。

我国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哮喘急性发作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为诱因的比例最高，达 42.3%，其中包括重度及危重度哮喘急性发作^[38]。

研究发现，幼年呼吸道感染尤其下呼吸道感染会增加学龄期哮喘风险^[39]。

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感染是婴幼儿哮喘急性发作的重要危险因素，预防 RSV 感染可有效降低婴幼儿哮喘发病风险，RSV 感染越重，罹患哮喘的风险越大^[40]。鼻病毒感染与学龄前儿童的哮喘发作相关^[41]。其次为腺病毒、变形肺病毒、博卡病毒。

鼻炎-鼻窦炎、鼻息肉在重症哮喘患者中十分常见，75％～80％的哮喘患者合并鼻炎-鼻窦炎/鼻息肉^[96~97]。54％的重症哮喘患有鼻窦炎，尤其是迟发性哮喘^[42]。

鼻炎

大多数过敏性或非过敏性哮喘患者均并发鼻炎，10%~40% 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同时合并哮喘^[43]。

由于致敏和暴露因素，过敏性鼻炎可表现为季节性（如豚草或草花粉），也可表现为常年性（例如对屋尘螨及宠物皮毛过敏）或间歇性（例如其他地方的宠物皮毛）^[44]。

哮喘-过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nd its Impact on Asthma，ARIA）循证指南^[43]建议使用鼻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用糖皮质激素治疗鼻炎可减少哮喘相关住院和急诊就诊^[45]，但有荟萃分析显示，仅在未接受 ICS 的患者中能改善哮喘结局^[46]。

慢性鼻窦炎

慢性鼻窦炎包括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 nasal polyps，CRSwNP）和慢性鼻窦炎不伴鼻息肉（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out nasal polyps，CRSsNP）两种情况^[47]。CRSwNP 比 CRSsNP 更难以控制^[48]；CRSwNP 急性发作率和住院率增高。

比利时和中国的研究结果均显示，CRSwNP 患者嗜酸粒细胞炎症、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和髓过氧化酶水平明显高于 CRSsNP 者^[49]。目前鼻用激素治疗与改善哮喘控制的关联性不大。针对 2 型炎症的生物治疗如奥马珠单抗^[50]、美泊利珠单抗^[51-52]和度普利尤单抗^[53]可显著改善 CRSwNP。

哮喘是身心疾病，受生物学（身）、精神心理学（心）和社会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孕期产妇精神紧张、压力大可以导致出生的孩子哮喘发病率增高^[54]。强烈的精神刺激和焦虑、恐惧、愤怒、激动可激发和加重哮喘。

明尼苏达多相个性调查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显示，有显著心理障碍者重症哮喘更为常见。重症哮喘患者通常有某些共同的心理特征，如缺乏战胜疾病的信心，无助感增强，甚至强烈否认病情，拒绝他人帮助等。这些心理障碍不仅影响哮喘患者的病情、病程和转归，还涉及患者的生命质量、精神状态、人格、家庭和社会。

焦虑症状和精神障碍，特别是焦虑和抑郁，在哮喘患者中较常见^[55-56]。这些合并症与哮喘症状控制差及药物治疗依从性不佳相关，并导致哮喘相关的生命质量降低^[57]，也与哮喘急性发作和急诊就诊次数增加相关^[58]。

英国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贫困人群哮喘症状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均较高。美国调查过敏性哮喘患病率的研究结果显示，低收入哮喘患者住院率和病死率更高。精神心理因素可以引起哮喘发作，而哮喘本身亦会引起消极情绪反应，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哮喘难以控制^[59]。

诱导性喉梗阻（inducible laryngeal obstruction，ILO）

典型的临床特征包括喘息、呼吸困难和咳嗽，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多变且转瞬即逝。大多数病例会出现吸气性呼吸困难。ILO 的症状与哮喘相似，极易误诊为哮喘。鼻窦炎和胃食管反流可加重 ILO。

肥胖或超重是儿童和成人哮喘和喘息的重要危险因素，尤其在女童中更为明显^[17,60]，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体重指数增加、哮喘相关误学天数、住院时间、急诊就诊次数和活动受限增加。肥胖患者也可因其他原因出现呼吸困难和喘息，因此需要用可变性的呼出气流受限作为客观标准来诊断哮喘。

肥胖患者的哮喘更难控制^[61-65]。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类型的气道炎症、合并症如 OSA 和 GERD、机械因素或其他尚未确定的因素所致。

肥胖儿童因哮喘住 ICU 和住院时间延长，使用氧气、沙丁胺醇和静脉使用激素的剂量增大，而且比正常体重的儿童更严重^[66-67]。重症哮喘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随体重指数的增加而增加，其中 70％的重症哮喘患者超重或肥胖。

其独特的临床表型多伴有胃食管反流病，质子泵抑制剂的使用增多、骨密度分数增高、肺功能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下降、血清 IgE 水平随 BMI 增加而下降。湿疹病史更多见，鼻息肉史少见。

哮喘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ventilation syndrome，OSAHS）也称为重叠综合征（alternative overlap syndrome），其共患率高于正常人。OSAS 使哮喘难以控制，反复急性发作^[68-70]。哮喘患者约 50% 同时合并 OSA^[71]。

哮喘和 OSA 存在一些共同的危险因素，如肥胖、鼻炎、吸烟、全身激素治疗及胃食管反流等。

哮喘与 OSA 互相影响，如 OSA 可通过调节气道免疫及气道高反应性来调控哮喘，而哮喘所导致的上气道狭窄可加重 OSA。

GERD 也是干咳的常见原因。哮喘患者罹患 GERD 比普通人群更常见^[72]。GERD 引起的咳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认为是哮喘所致；此外，一些哮喘药物如 β₂ 激动剂和茶碱可致使食管下端括约肌松弛。但无症状性的胃食管反流并不是哮喘控制不佳的原因^[72]。对于确诊哮喘的患者，应重视是否存在 GERD 引起的咳嗽。

食管高位反流导致的胃酸和其他内容物误吸可以引起气道痉挛，导致或加重哮喘呼吸困难或喘息症状。食管低位反流也可通过食管-支气管反射引起支气管平滑肌收缩和气道黏液分泌。

食物过敏很少会引发哮喘症状（<2% 的哮喘患者）。在确诊为食物过敏反应的患者中，若合并哮喘则将带来更严重甚至致命的影响。对于确诊为食物过敏的患者，评估哮喘很重要。食物引起的过敏反应通常表现为危及生命的哮喘发作^[73]。

有研究表明，过敏反应相关的死亡病例中，几乎所有人都有哮喘病史，同时对花生和坚果过敏^[74]；

在另一项针对过敏反应相关死亡的研究报道中，大多数患者均规律治疗哮喘，但其中的大部分哮喘控制不佳^[75]。

食物过敏的儿童合并哮喘的比例是没有食物过敏的儿童的 4 倍^[76]。

慢阻肺患病率高，每年全球死亡约 300 万人^[77]。哮喘和慢阻肺的鉴别诊断有时比较困难，尤其是吸烟患者和老年患者，其症状可能均具备哮喘和慢阻肺的一些特征。若成年哮喘患者伴固定气流受限，如果同时存在吸烟及其他一些慢阻肺的危险因素，鉴别诊断也比较困难。

如存在哮喘-慢阻肺重叠（asthma-COPD overlap，ACO），含有 ICS 的药物可减少重度急性发作和病死率，此时不能仅使用 LABA 和（或）长效抗胆碱能药（long‐acting muscarinic antagonists，LAMA）^[78]。

有研究发现，住院哮喘患者合并支气管扩张症达 19.7%，且病情较重，住院时间更长，费用更高^[79]。哮喘和支气管扩张症往往是复杂关系的并存。尽管病理生理学不同，但两者具有相似的具有异质性的临床表现和临床结果，临床表现如咳嗽、咳痰、呼吸困难、气道阻塞模式和喘息可能相似^[80]。需要对支气管扩张症患者做好三级管理^[81]。

重度哮喘的气道炎症水平通常较轻中度哮喘更严重，与多种炎症细胞和炎症因子的异常产生和释放有关。与轻中度哮喘患者相比，重度哮喘患者气道上皮损伤更为严重，诱导痰中嗜酸粒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数量升高更加明显^[82]。

重度哮喘损伤的气道上皮可产生更多白细胞介素-25（interleukin-25，IL-25）、IL-33 和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hymic stromal lymphopoietin，TSLP）^[83-86]，促进 IL-4、IL-5、IL-13 等辅助性 T 淋巴细胞 2（T helper 2 cell，Th2）型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增加，明显高于轻中度哮喘^[82,87-88]。上述细胞因子可进一步促进 2 型炎症，形成恶性循环。IL-4 和 IL-13 对人类肥大细胞转录有直接影响。肥大细胞在气道平滑肌中的浸润是重度哮喘的重要病理特征之一^[88-89]，这可能是哮喘难以控制及气道反应性增高的重要因素（图 1）。

部分重度哮喘气道可见中性粒细胞浸润增多^[90]，伴有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MMP-9）、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和 IL-6 表达增加。

MMP-9 可降解血管胶原，参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释放进而促进新生血管形成；可降解上皮下胶原促进上皮细胞迁移、成纤维细胞增殖和胶原形成，从而促进气道重塑^[91]。

在 TGF-β 和 IL-6 的共同诱导下，Th0 细胞向 Th17 细胞分化，分泌 IL-17 和 IL-22 等细胞因子，抑制纤维细胞和上皮细胞凋亡，加重气道重塑，诱导激素抵抗^[92-93]（图 1）。

气道壁损伤和修复的重复循环可引起气道壁结构改变，即气道重塑，包括上皮损伤、杯状细胞增生、黏液腺肥大和黏液性化生、上皮下纤维化、成纤维细胞增殖和活化、基底膜增厚、细胞外基质（ECM）蛋白沉积、平滑肌增生和肥大、血管生成和通透性增加、神经重塑等病理特征。

气道结构性细胞（如上皮细胞、平滑肌细胞等）在重度哮喘气道重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通过释放如表皮生长因子（EGF）、TGF-β、角化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VEGF 等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及生长因子参与气道炎症与气道重塑，引起持续性气流受限并加重气道高反应性。

与轻中度哮喘相比，重度哮喘的气道重塑出现更早也更为严重，其上皮层及平滑肌层明显增厚^[94-95]，其外周血中可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的成纤维细胞数量也明显高于一般哮喘患者^[96-97]。

与轻中度哮喘患者相比，重度哮喘气道的血管增生、扩张，黏液腺增生、分泌增多，基底膜增厚更显著、气道弹性下降，上述病理改变可导致气流受限不可逆，肺功能进行性下降，症状更严重且难以控制^[98-101]。

部分重度哮喘气道还存在神经重塑，气道内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纤维数量和分布发生改变，导致哮喘患者气道高反应性持续和神经介导的气道收缩，增加了哮喘治疗的难度^[102]（图 2）。

重度哮喘受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心理因素、行为特征和共患疾病等多因素共同影响，其中遗传因素在重度哮喘的发生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度哮喘严重程度及其病理、病理生理改变也与遗传因素相关。近年来，大量与重度哮喘相关的基因突变位点及变异基因型被报告，例如：

CDHR3 区域 rs6967330 突变与儿童发病、反复重度发作哮喘相关^[103-104]；

TSLP 基因变异型与包括哮喘在内的诸多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TSLP 区域 rs1837253 突变与重度哮喘相关^[105]；

染色体 17q21 区域 ORMDL3、GSDMB、ZPB2 等基因相关突变与早发哮喘、重度哮喘发作有关^[106]；

TGF-β 区域突变可能与儿童和成人哮喘的严重程度相关；IL-33、IL-1 RL1 变异与哮喘严重程度有关^[107]；

IL-4 受体 α 位点突变与持续性的气道炎症、重度哮喘急性发作及黏膜下肥大细胞浸润相关^[108]；

IL-6 受体突变与肺功能降低和哮喘严重程度相关^[109]。

目前所报告的众多基因改变，是否为重度哮喘所特有，是否在相关生物学功能中占据关键地位，仍需进一步证实。

遗传药理学等相关研究也证实基因突变会降低患者对哮喘药物的治疗反应性，包括糖皮质激素^[110-111]、白三烯调节剂^[112]、β₂受体激动剂^[112]等。研究显示，许多基因突变位点与哮喘激素抵抗相关^[113]，如 GLCCI1 区域 rs37973 突变与哮喘患者激素治疗反应性降低有关^[114]。

重度哮喘中部分患者气道以中性粒细胞浸润为主，此类患者对激素治疗不敏感；但也有研究显示，部分表现为持续性嗜酸粒细胞炎症的哮喘患者也对激素治疗反应不佳，表明激素反应性降低的潜在机制是复杂多样的^[115]。目前认为，激素反应性降低的机制包括先天遗传因素及后天继发因素。后天继发因素包括了激素生物学功能各环节异常表现。

分子机制

包括 GR-α 表达减少^[116]，GR-α 与糖皮质激素、DNA 亲和力下降^[117]，GR-β 表达增加^[118]，以及组蛋白脱乙酰酶 2（histone deacetylase 2，HDAC2）活性降低^[119]和糖皮质激素诱导的抗炎症基因表达降低等。

研究发现，Syk 抑制剂 R406 可通过调控 GR 提高对地塞米松的敏感性^[120]；

抑制 p38MAPK 的活性有助于改善糖皮质激素的敏感性^[121]；

青蒿琥酯可改善香烟烟雾和卵清蛋白同时暴露诱导的气道炎症，通过抑制磷脂酰肌醇 3-激酶 δ 亚型（Phosphatidylinositol-3-hydroxykinase δ，PI3Kδ）/蛋白激酶 B（Akt）信号通路，恢复 HDAC2 活性，逆转糖皮质激素不敏感^[122]等。

免疫因素

激素抵抗患者肺组织 IL-2、IL-4、IL-13 等因子过表达^[123-125]，可致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磷酸化 GR-α，从而减少其亲和力及核转位^[126]。

肥胖哮喘患者的 MAPK 磷酸酶-1 被抑制也导致糖皮质激素反应性降低^[127]。

Th1 细胞因子干扰素（Interferon，IFN）-γ 可促进 GR-α 磷酸化^[128]，TNF-α、IFN-γ 可通过激活核因子（nuclear factor，NF）-κB 出现激素抵抗^[129]。激素抵抗哮喘气道上皮 Th17 细胞增多，其与 GR-β 表达增多有关^[118]。

环境及疾病因素

研究显示，吸烟哮喘患者的激素抵抗的机制可能与 GR-α/GR-β 降低^[130]及 HDAC 活性降低^[131]有关。

呼吸道感染、高脂饮食以及肥胖等因素也可通过影响糖皮质激素作用通路产生激素抵抗^[132]。

依据患者临床表现，结合病理生理学、影像学、疾病的自然转归和药物治疗的反应性等特征，目前重度哮喘可区分为以下几种临床表型：早发过敏性哮喘、晚发持续嗜酸粒细胞性哮喘、持续气流受限性哮喘、肥胖相关性哮喘，各表型特点见表 1。

根据疾病的发病机制，利用特征性的分子生物学标志物对哮喘表型进行再分类，目前主要区分为 2 型炎症型哮喘（简称 2 型哮喘）和非 2 型炎症型哮喘（简称非 2 型哮喘）。2 型炎症是以 2 型细胞因子如 IL-4、IL-5 和 IL-13 高表达为特征，既往认为主要是 Th2 淋巴细胞表达与释放，又称为 Th2 炎症，随后发现 2 型固有淋巴细胞（type 2 innate lymphoid cell，ILC2）同样可以释放大量 2 型细胞因子，因此统称为 2 型炎症。下面主要介绍一下 2 型哮喘与非 2 型哮喘，见表 2。

2 型哮喘是重度哮喘的主要内型，2 型哮喘主要由 Th2 淋巴细胞和 ILC2 活化所介导^[139-141]。病理特征主要表现为气道上皮功能障碍、气道炎症、黏液分泌、气道平滑肌收缩以及气道重塑。

此类患者常定义为缺乏 2 型炎症的哮喘。非 2 型哮喘主要涉及获得性免疫和固有免疫反应失调、中性粒细胞炎症、NLRP3 炎症小体（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 inflammasome，NLRP3 inflammasome）和 IL-17 通路的激活和神经免疫机制^[142-143]。病理特征亦可表现为气道上皮功能障碍、气道炎症、气道重塑。

非 2 型哮喘也可区分为中性粒细胞型、气道重塑型和糖皮质激素不敏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