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障碍（儿童和青少年）

1、遗传因素

(1) 对抑郁症成人的几项研究，如 Akiskal 和 Weller 以及 Weissman 等⁶报告的研究，表明抑郁症的病因学中存在遗传成分。

(2) 家系、双生子和寄养子研究在抑郁障碍的病因学探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的亲属，特别是一级亲属，罹患抑郁障碍的危险性明显高于一般人群，患病风险是一般人群的 2~10 倍；早发（发病年龄<30 岁或更低龄）和反复发作的抑郁症患者，呈现出明显的家族聚集性；而双生子研究进一步显示抑郁障碍患者同胞的患病率高达 40%～50%。多个基因连锁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能促进抑郁症的发生与发展。

1) 一方面，基因型赋予个体对环境因素的敏感性或者易感性，易感性高的个体当遇到环境中的相关风险因素时更容易引发疾病；

2) 另一方面，环境也能够影响基因的表达，个体应对应激时，大脑及其躯体会合成大量的神经递质和激素，以促使个体及时做出反应，这些神经递质及激素的合成过程需要相关基因的表达，而染色体结构的变化可能是介导应激、基因表达和抑郁发生的分子机制。

2、神经生化及内分泌因素

神经生化[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等单胺类递质主导]及神经内分泌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等）的功能改变是研究抑郁障碍发病机制的经典思路与途径，也是目前为止仍方兴未艾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类似的研究也观察到某些氨基酸、神经肽与抑郁障碍的发病机制相关。

3、中枢结构与功能异常

尽管有多项关于环境应激源转化为抑郁症状的过程（如激素、自主和表观遗传过程）的研究，但告知抑郁症病理生理学的最一致的发现来自于探索神经回路和认知行为过程的研究。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神经成像研究证明了长期观察的神经基础，即奖赏反应的损害、自上而下的情绪认知控制受损、对消极情绪刺激的选择性过度关注以及消极的、反思性的自我审视在抑郁症的原因中所起的作用^7-8。

(1) 奖赏反应的损害

对奖励刺激的迟钝反应预示着抑郁症的发作，并与快感缺乏症和抑郁的严重程度的增加有关。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在预期奖励时表现出腹侧纹状体的激活不足，而在眼眶前额叶皮层和其他前额叶结构中的反应减少。由额叶和纹状体结构组成的奖励反应网络在抑郁症早期显示出网络内的连通性增加，而儿童和青少年的连通性降低——尤其是那些有多次抑郁发作的人^7,9-10。据报道，奖赏网络具有高度遗传性，但奖赏功能也被早期生活创伤破坏，特别是与剥夺相关的创伤¹¹。

(2) 自上而下的情绪认知控制受损

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在自上而下的情绪认知控制（即情绪调节）方面表现出困难，因此他们在减轻对痛苦情境或调查的负面情绪反应方面不如没有抑郁的青少年有效。在对这种负效度探针的反应中，患有抑郁症的儿童和青少年显示出额扣带、顶叶、亚属和背侧前扣带皮层区域的激活改变。由这些区域组成的认知控制网络，最常见的表现是连通性增加。早期的生活压力，特别是涉及受损的照顾，与这些心理和伴随的神经改变有关。相反，暴露于不良照顾者经历的青少年内侧前额叶皮质-杏仁核连接的发展可以使他们更能适应抑郁；这些连接可能被后来与照顾者的积极互动所促进。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的连接似乎主要是由环境影响造成的¹²。

(3) 对消极情绪刺激的选择性过度关注

抑郁症患者有选择地关注强化抑郁症状的消极价值刺激。因此，在对负面情绪刺激（如社会排斥）的反应中，抑郁症青少年的杏仁核、脑上前扣带皮层和眶额皮层的激活增加。在患有抑郁症的年轻人中，情感回路和更广泛的显著性网络中的连通性增加，包括背侧前扣带皮层、前岛叶、杏仁核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暴露于威胁之中会增加产生这些认知偏见的可能性¹¹。

(4) 消极的、反思性的自我审视

抑郁症患者表现出自我推理思维倾向，表现为反刍、经常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和自传体记忆的改变。支持内省和自我反思的回路，通常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包括楔前叶、后扣带皮层、内侧前额叶皮层和下顶叶皮层。所描述的不同回路也显示了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相互关系的改变。例如，与抑郁症与自上而下的情绪认知控制受损有关的观点一致，抑郁症青少年表现出认知控制和情感网络之间的连通性下降⁷。

4、神经电生理因素

研究显示，30% 左右的抑郁症患者存在 EEG 异常，多倾向于低 α 频率；左、右脑半球平均整合振幅与抑郁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且 EEG 异常有“侧化现象”（70% 在右侧）。

1、亲子关系模型

（1）亲子关系模型将儿童抑郁症概念化为亲子互动不良的结果。患有抑郁症的成人报告在儿童早期父亲参与较低，母亲过度保护较高。在患有情感疾病的儿童和青少年中，与父母、兄弟姐妹和同龄人的关系出现问题很常见¹³。患病的孩子往往有患病的父母。儿童报告父母或患病父母的虐待和/或忽视并不少见。

（2）Hammen 等报道母亲与孩子诊断为抑郁症有明显的时间相关性¹⁴。大多数经历过严重抑郁发作的孩子都与母亲的抑郁症密切相关。

2、队列效应

Klerman 和 Gershon 报告在过去 70 年中，重度抑郁症的终生病例逐渐增加。他们发现亲属中情感障碍的发生率较高，连续队列中发病年龄较小¹⁵。

3、新媒体屏幕时间

根据一项研究，使用电子设备（如手机、平板电脑、电脑等）的时间增加可能对 2010 年至 2015 年间观察到的抑郁症和自杀率增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女孩中。研究人员发现，在新媒体（包括社交媒体）上花费更多时间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报告心理健康问题，在非屏幕活动（当面社交、运动/锻炼、家庭作业、平面媒体和参加宗教服务）上花费更多时间的青少年更少。尽管该研究证明了每天长时间的屏幕时间与疏远症状之间的相关性，但并不能证明一种原因是另一种原因¹⁶。

4、应激性生活事件

应激性生活事件是抑郁障碍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儿童期虐待或忽视、暴露于创伤事件、欺侮（作为加害者或受害者）、不良生活事件、早期暴露于逆境、虐待和父母关系不安全¹⁷。

重度抑郁症在儿童中的患病率较低（据报道为 0.6-1.1%）^18-19，但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女性中^20-21。发病率的上升可能是由于社会需求和压力源的增加，激素的变化和大脑的发育。抑郁症的确切患病率取决于抽样的年龄和对抑郁症的定义范围。

抑郁症在女性中的发病率大约是男性的两倍；这种性别差距在整个一生中都可以观察到，但它首先出现在青春期之后，它似乎是由雌二醇的增加，在一些研究中，是睾酮的增加介导的。一项对 1980 年至 2019 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尽管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尽管美国人一生中的性别差距保持不变，但 10-19 岁青少年的抑郁（障碍和症状）的性别差距有所增加。社会变化，如孤独感、学业压力、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或披露心理健康问题的意愿增加，可能是抑郁症人数增加和性别差距增加的原因，但影响性别差距的因素仍不清楚。

1、与不同种族和民族相关的文化规范会影响抑郁症状的体验和报告。例如，在一些文化中，抑郁可能主要是在躯体方面经历的，而不是悲伤或内疚。几项研究指出了文化在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症中的作用。例如，文化适应的压力被发现在西班牙裔青少年抑郁症状和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增加中起作用²。

2、在 1998 年对洛杉矶 12-17 岁青少年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中，Siegel 等人使用儿童抑郁量表（CDI）发现，与白人、非裔美国人或亚裔美国青少年相比，西班牙裔青少年报告的抑郁症状更多，与社会经济地位无关³。这项研究还发现了社会阶层对抑郁症的显著影响。随着收入的减少，抑郁症的平均水平增加。

3、需要对抑郁症青少年的种族亚群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应将文化上独特的经历（例如，害怕被流氓或被迷惑；探视死者的经历）与可能是具有精神病特征的重度抑郁发作一部分的实际幻觉或妄想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