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消化不良

是指位于中上腹部的一个或一组症状，主要包括餐后饱胀、早饱、中上腹痛、中上腹烧灼感，也可表现为胀气、嗳气、恶心和呕吐。（证据等级：中等；推荐等级：强）。FD 可与其他功能性疾病并存，尤其是重叠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和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症状，如烧心、与排便相关的腹痛，腹泻和（或）便秘。

餐后饱胀：餐后食物较长时间存留在胃内的不舒服感。

早饱感：进食后很快感觉胃内饱胀不适，与进餐不成比例，以致不能完成正常餐量。

上腹痛：上腹部主观、强烈和不舒服的疼痛。

上腹烧灼感：上腹部灼热不舒服的主观感觉。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指不能用器质性、系统性或代谢性疾病解释的消化不良。慢性消化不良症状可分为持续性、间歇性或复发性。无警报征象的消化不良多数为FD^[1-2]。

指抑酸、促动力等常规治疗至少 8 周无效的 FD（推荐等级：条件；证据等级：中）。

研究发现多个基因多态性与 FD 的发病有一定关系^[3-11]。但尚未有某个特定基因被证实与 FD 发病之间有肯定的相关性。遗传因素与 FD 发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些研究发现 FD 患者十二指肠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可能反映某些形式的免疫激活。在哮喘和过敏性鼻炎患者中消化不良的患病率更高，且在特异性体质患者中十二指肠嗜酸性粒细胞容易被激活。

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差异很大，与 FD 发病之间的确切关系及相关机制难以准确验证，仍需要设计良好的多中心研究进一步探讨，以进一步提高证据等级。

饮食诱发的消化不良症状在 FD 中十分常见，除了餐后饱胀和早饱感外，罗马 Ⅳ 标准将进餐后加重的中上腹痛、恶心也纳入 PDS。

某些特定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可能与 FD 症状的发生或加重相关。

研究发现碳酸饮料、牛奶、洋葱等可能与腹胀症状相关，而咖啡、巧克力、辣椒等食物摄入可能与胃灼热症状有关^[12]。

国内一项研究显示，跳餐、加餐、偏爱甜食和产气食物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是难治性 FD 的危险因素^[13]。

与健康人相比，FD 患者有运动少、睡眠不足、进食不规律和压力大等特点^[14]。

很多 FD 患者存在胃对扩张或酸的高敏感，可能与传入通路上调有关。但其与症状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高敏感可能用于鉴别 PDS和EPS 亚型，EPS 患者同时存在空腹和餐后高敏感，而 PDS 患者存在胃顺应性下降。

与健康人相比，FD 患者对酸的清除能力下降^[15]，十二指肠 pH 值更低，酸暴露时间更长^[16]。十二指肠酸化可导致近端胃松弛、对扩张的敏感度增加并抑制胃容受性舒张功能，从而导致消化不良症状的产生^[17]。

对健康人胃内注酸亦可引起消化不良症状^[18]。而使用质子泵抑制剂（protonpump Inhibitors，PPI）进行抑酸治疗可有效缓解 FD 患者的症状^[19-24]。

感染也是引起 FD 的重要诱发因素。

一篇纳入 6 项研究的 meta 分析比较了感染性胃肠炎患者与未感染胃肠炎志愿者的 FD 患病率，结果显示感染性胃肠炎患者的 FD 患病率达 9.6%，是未感染胃肠炎志愿者的 2.5 倍^[25]。

强证据支持急性感染可诱发症状，这种现象被称为感染后消化不良（postinfection dyspepsia）。细菌性痢疾或沙门菌感染后继发消化不良的 OR 值（比值比）在 2.3~6。

FD 患者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感染率较高。

Jaakkimainen 等^[26]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FD 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相比，H.pylori 感染的 OR 值为 1.6（95％CI 1.4～1.8），亚洲人群中 FD 患者的 H.pylori 感染率约 60％^[27-30]。

H.pylori 可能通过影响胃部炎性反应、胃酸分泌、胃肠激素等途径引起 FD 症状^[30]。

多项临床试验评价了 H.pylori 根除治疗对 FD 患者症状的改善作用，虽然各试验的条件和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是 Meta 分析显示，与安慰剂相比，H.pylori 根除治疗可改善部分 FD 患者的消化不良症状^[31-33]。

精神心理因素影响 FD 患者的就医行为精神心理状态与 FD 的症状频率、严重程度和就医模式有一定相关性。

姚学敏等研究发现 FD 患者常合并精神心理异常，可能加重患者的临床症状。

精神心理因素也可能影响 FD 患者就医行为。

Porcelli 等^[34]调查认为情感障碍影响患者的就医行为和花费，伴有心理障碍的患者往往就医较频繁。

肠-脑互动异常会对胃十二指肠动力、内脏感觉功能等正常的胃肠道生理产生影响^[37-42]；胃十二指肠运动功能紊乱主要表现为胃排空延迟和胃容受性舒张功能下降。

胃排空延迟

1/3 FD 患者胃排空延迟，胃排空延迟可能与恶心、餐后饱胀、早饱等症状相关 ^[43-46]，但是与症状之间的相关性不强，因为健康、无症状的成人中也可存在。

与健康人相比，FD 患者胃排空时间显著延长，FD 人群中存在胃排空延迟的比例接近 40％^{[37,43-44,47]}。

一项纳入 866 例 FD 患者和 397 名健康对照者的 meta 分析显示，约 40%的 FD 患者存在明显的胃排空延迟，固体食物的胃排空速度比健康对照者慢^[37]。

胃容受性舒张功能下降

胃容受性舒张是指进食后胃底反射性扩张以容纳食物，保证食物在胃内得到充分消化。

Tack 等^[42]和 Piessevaux 等^[38]研究发现，40%~50%的 FD 患者存在胃容受性舒张功能受限。

相当比例的 FD 患者胃容受性舒张功能下降^[38,48-50]。在部分研究（并非所有）反复证实了 FD 患者胃窦部存留胃内容物及近端胃的储存能力下降，可能与早饱、体质量下降等症状的产生相关^[38,49]。

有研究显示 FD 患者中焦虑与胃容受性舒张功能受损显著相关^[51]，而应激生活事件的严重度与异常胃电活动相关^[52]。

内脏高敏感

FD 患者对机械扩张表现为高敏感反应，可能是餐后腹痛、嗳气、恶心、饱胀等消化不良症状的重要原因^[39,53-56]。相同扩张压力下，FD 患者腹胀、早饱等消化不良症状的视觉模拟量表评分比健康对照者高^[39]。

但是其与症状之间的确切关系尚待进一步证实。与 FD 的上腹痛综合征（epigastric pain syndrome，EPS）相比，餐后不适综合征（post 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PDS）患者对机械扩张的内脏高敏感表现更为明显。

FD 患者餐后而非空腹时对机械扩张的高敏感与进食相关症状严重程度的关联性更为明显。

在内脏化学刺激反应方面，通过胃管向 FD 患者胃内滴注盐酸后出现消化不良症状者的比例高于健康对照者^[40]。与健康对照者相比，FD 患者在接受酸、脂质、辣椒素、高脂肪食物等物质刺激后，恶心、腹痛等症状更严重^[57]，也被证实与部分 FD 患者的症状相关^[40,58-60]。

FD 作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的典型疾病，中枢调控异常参与过度活跃的内脏感觉、胃肠动力紊乱等^[61]。焦虑和抑郁与 FD 相关；且与器质性消化不良患者相比，焦虑和抑郁均更常见。

有研究发现 FD 患者的额叶皮质、体感皮质、岛叶、前扣带皮质、丘脑、海马和杏仁核等脑区均可发生活动变化，这些活动变化与消化不良症状^[62]、焦虑和抑郁^[63]相关，提示 FD 患者易出现与感觉和疼痛调节、情绪和稳态处理等相关的大脑区域功能紊乱。

与健康人相比，FD 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更高，经历的应激生活事件也更多、更严重^[36,64-66]。在体质量下降的 FD 患者中，焦虑、抑郁的比例更高^[67]。抗焦虑、抗抑郁治疗对部分 FD 患者的症状有显著的缓解作用^[68-72]。这些证据均提示精神心理因素与 FD 的发病密切相关，但精神心理因素通过何种机制影响 FD 尚不明确。

澳大利亚一项纳入 1900 例随机人群（包括 FD、其他 FGID 和健康志愿者等）的前瞻性研究发现，基线时焦虑和抑郁程度较重的非 FD 患者在随访 1 年后 FD 的患病率增高，基线时焦虑和抑郁程度较轻的 FD 患者随访 1 年后其焦虑和抑郁程度明显加重，提示肠-脑互动异常在 FD 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73]，另一项随访 12 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也发现同样的现象^[74]。

新近一项研究发现，FD 患者伴或不伴焦虑、抑郁时脑区糖代谢显著不同，提示脑区糖代谢在二者之间的联系作用^[63]。

马来西亚一项前瞻性横断面研究显示，839 例消化不良患者中 472 例为 FD，367 例为器质性消化不良（organic dyspepsia，OD），两组消化不良症状均与焦虑相关，FD 患者健康相关性生命质量得分较 OD 患者更低^[75]。

FD 的人群患病率为 10%-20%。不同国家之间患病率的差异可能部分源于症状描述的区别，部分源于消化不良定义的区别及不同研究纳入标准的区别。人群研究描述了两种亚型的相对患病率，结果是 PDS 更常见。

新加坡一项研究发现，在 5066 例未经检查的消化不良患者中 79.5％为 FD。

李晓波等^[76]对上海地区 782 例消化不良患者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69％ 的患者为 FD，31％的患者为器质性消化不良（organic dyspepsia，OD）。

吴改玲和柯美云对 300 例消化不良症状的患者进行内镜检查，发现 FD 占 51％。

与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重叠

FD 重叠 IBS 常见，但发生率相差较大，可能与疾病定义、诊断标准、研究人群、社会文化或患者主观表述不同有关。

一项中国南方的研究显示，以罗马 Ⅲ 标准诊断的 165 例 FD 患者中，重叠 IBS 者占 38.2％^[77]。

杨霞等以罗马 Ⅲ 标准诊断 FD 患者 100 例，其中重叠 IBS 者占 38.0％。

焦阳依据罗马 Ⅲ 标准研究 1943 例 FD 患者，发现重叠 IBS 者占 7.4％。

一篇关于亚洲人群的综述显示，FD 重叠 IBS 发生率为 1.6％-49.0％^[78]。

韩国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与单纯 FD 相比，合并 IBS 的 FD 患者的胃肠道症状更严重、发作更频繁，医院焦虑抑郁量表评分更高，且女性患者中尤其突出^[79]。

与 FGID 重叠

根据罗马委员会工作组的数据显示，FGID 患者症状重叠的区域越多，其症状越严重，抑郁和焦虑快查量表评分随之逐渐升高，且评估生活质量的患者报告结局测量信息系统（PROMIS-10）评分逐渐降低，导致患者的用药次数、就医次数逐渐增加^[80]。

罗马委员会 2022 年全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FGID 累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器官区域（食管、胃十二指肠、肠道和肛门 直肠）的比例为 31.7%^[80]。

美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1690 例 FD 患者中 969 例（57.3%）存在症状重叠^[81]。

美国的研究提示随着 FD 与其他 FGID 重叠症状的增加，其总体症状发作频率、对工作的不良影响亦随之逐渐增加^[81]。

与 GERD 重叠

广州一项针对 374 例有上消化道症状患者的研究发现，136 例经反流监测诊断的 GERD 患者具有上腹部症状^[82]。

中国一项横断面调查纳入 868 例 GERD 患者，其中 107 例重叠上腹痛或上腹部烧灼感等消化不良症状，这些患者有更严重的 GERD 症状，睡眠质量更差，抑郁程度更高^[83]。

姚欣等发现，在符合罗马 Ⅲ 标准的 111 例 FD 患者中，21.6%达到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症状问卷量表的诊断标准。

杨霞等研究符合罗马 Ⅲ 标准的 FD 患者 100 例，发现其中 22%同时符合 GERD 的诊断标准。

Xiao 等^[84]针对 186 例符合罗马 Ⅲ 标准的 FD 患者进行胃镜检查及 24 h 食管 pH 值监测，发现 31.7%的患者存在病理性胃食管酸反流。

亚洲一项流行病学问卷调查显示，FD 与 GERD 重叠在亚洲人群中较常见^[78]。

2015 年丹麦一项大样本人群调查显示，GERD 患者中 7.7% 可诊断为 FD^[85]。